生态文明，是指人类遵循人、自然、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；是指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和谐共生、良性循环、全面发展、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。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，以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，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，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、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，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、共处共融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。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。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。生态文明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所要经历的第四阶段。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，认识到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，表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，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可持续发展和延续人类的生存。这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、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。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发展的国家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，儒家“天人合一”学说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“天人合一”学说的源流和涵义
“天人合一”观念源于春秋时代末期。郑国子太叔在称述子产的言论时说：“夫礼，天地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而民实则之。”把“天地之经”与“民之行”统一起来。《尚书·尧典》写道：“曰若稽古帝尧”，郑玄注：“稽，同也。古，天也，言能顺天而行之，与之同功。”表明尧舜时代人们就懂得了顺天的道理。《易经》卦面与谈论人事吉凶的卦爻辞中，亦表露出不少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。如认为自然法则与人事规律有一致性；将自然事物的属性与人格品德联系起来；在天人关系中，意识到人是能动的主体；热爱自然，天人情融。
其后，孟子提出“知性则知天”之说，将人性的来源归本于天。董仲舒提出：“天亦有喜怒之气，哀乐之气，与人相副，以类合之，天人一也”，“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”，说明天可以和人感应。张载明确提出“天人合一”的慨念。他说：“儒者则因明致诚，因诚致明，故天人合一，致学而可以成圣。得天而末始遗人，《易经》所谓不遗、不流、不过者也。”程颢强调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。陆九渊断言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。如此等等。
“天人合一”学说涵义之一，就是认为自然界是有生命的，是人类生命之源，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界。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”意思是说四时运行，万物生长，人类生存，都与天(自然界)关系极为密切。这里说的“生”字，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。孔子提出“畏天命”和“知天命”思想，构成他的天人关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畏天命”就是对自然界的必然性、目的性(自然界生长变化的有序性以及对人而言所具有的根源性)的敬畏，“知天命”就是认识这样的“天命”。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仁和知，仁和知除了人间关怀，还有自然关怀。“仁者乐山，知者乐水”，所表达的既是美学上的审美体验，更是伦理上的自然关怀。荀子提出“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，”认为“天地”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根源，并把它上升到作为规范社会行为“礼”的根源。“礼有三本”，即“生之本”、“类之本”、“治之本”，将“生之本”列为第一。主张人的生命活动应遵循自然界的生命秩序，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，不见其事而见其功，夫是之谓神。”张载在所著《西铭》中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性：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浑然中处。天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其性，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
“天人合一”学说的涵义之二，就是作为人类生命之源的自然界，它本身不仅是一生命体，是生命的发育流行过程，而且是靠人来实现的，人是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、实现者，这是天(自然界)赋予的责任和使命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中说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“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。意思是自然界生生不已，并无所谓善。人“继”此而生，便有善，它是自然界生生不已的结果，也是自然界生生不已的继续与完成。人“继”天而为善，要实现“成性”，离不开“仁”和“诚”，“为天地立心”。因为一个有“仁”性的人，有“仁”的境界的人，对自然界的万物便能自觉地爱护，决不会任意破坏。“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：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讲的就是尽自己的仁性和诚性，并由此推理从“尽人之性”到“尽物之性”，再到“赞天地之化育”、“与天地参矣”，尽人的“本职”之责，完成自然界赋予的责任和使命，实践自然界的“生生之德”或“生生之道”、“生生之理”。
“天人合一”学说的现代启示
儒家关于天的解说，是一种生命哲学，天的根本意义是“生”，是万物和人类生命之源。正是在充分肯定天(自然界)生命价值意义的前提下，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，讲求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，和谐共处，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，彰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。儒家认为，在自然界，天、地、人、物不是各自独立、相互对峙的系统，而是不同差异的统一，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在这个统一体中，各安其位，各遂其性，各得其所。儒家“天人合一”学说，给我们如下启示：
一是要以自然界为“本”，不能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。自然界是人的“生之本”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。虽然天地之间“人为贵”，但不能以此强调人类中心论，把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，主宰自然界。如若这样，就是“忘本”。其实，人之所以为贵，贵就贵在人有社会性和主体性，有思虑忧患，而不是贵在对自然界实行为所欲为的任意宰割和索取。否则，将会受到自然规律和法则的惩罚。
二是要对自然界科学地开发利用，既保护好生态环境，又可持续发展。儒家的“天人合一”学说，并不是否定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，而是在遵循自然界为生命之源的前提下，开发利用。如荀子强调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要“适时”而“有节”，决不能违背自然界的生命规律，乱砍、乱伐、乱采，无节制地、掠夺性地开发利用。他提出了“以时顺修”、“节用裕民”、“节流开源”等主张。他说：“养山林、薮泽、草木、鱼龟、百索，以时禁发，使国家足用，而财物不屈。”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实施环境保护国策，可持续发展，仍具有借鉴启迪的意义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，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，既保护好生态环境，又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三是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，搞好生态文明建设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，闪烁着生态文明智慧的光芒。除儒家“天人合一”学说外，道家强调人们的行动、作为，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，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倡导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境界；佛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，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—，众生平等，把“勿杀生”奉为“五戒”之首，表现出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。正是如此，一些西方生态学家认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“东方转向”。1988年，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，提出“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。”蕴含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，是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不开的。
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，“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，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。”
(作者系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)
